那个把靖国神社当作最大对手的四川副市长，让日本侵华老兵自愿塑下跪像…- 韶山京大

那个把靖国神社当作最大对手的四川副市长，让日本侵华老兵自愿塑下跪像…

2021年08月21日 13:42 浏览：181 来源：溢网发布

作者：王耳朵

来源：王耳朵先生（ID：huangezishiba）

2005年，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中国男人，来到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国神社。

别的日本人到这，都毕恭毕敬地“拜鬼”。

他却头戴抗日战士军帽，大摇大摆。

“我们是胜利者，我得耀武扬威。”

中国人在靖国神社被禁止拍照，他却端着相机，一顿猛拍。

有保安来拍他肩膀，他就装哑巴。

“我知道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宣传，把日军的侵略行为渲染成民族大义，很多日本人在里面掉眼泪。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在搞什么花招，见招拆招。”

回国后，那年8月15日，一座侵华日军罪行博物馆，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正式开放。

几十万件藏品，无声却有力地向世界证明那场侵略的真相。

而收集来这些证物、建立博物馆的，就是这个名叫樊建川的男人。

多年后，他才坦言，那次日本之行，就是为了“深入敌后”，搜集证据。

靖国神社扭曲历史，颠倒黑白？

他就“让那些否认历史的人看看，什么才是真相”。

这个时代，有光鲜的明星，“无知”到多次跑去靖国神社参拜。

却也有樊建川这样的人，十几年将靖国神社当作最大对手。

放弃了市长地位、20亿家财，满世界奔波，就为了搜集日军侵华的铁证。

这场关于真相的战斗，他一个人，打了整整16年。

1991年，樊建川34岁，是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只要他愿意，抓住机会，就能平步青云。

那一年，领导找他谈话，要升他为市长。

别人遇到这种好事都心花怒放，樊建川却吓了一跳。

实诚地说：“不行，万一我没把持住贪污了啷个办！”

回去左思右想，干脆直接辞职。

很多人骂他傻，有官不做。

直到后来有次崔永元问他，他才笑笑说出真实想法：

“多大的官，工资都不高，不够我搞收藏。”

樊建川的确有个收藏癖。

他的父辈，兄弟13人，全部参加过抗日战争，12人阵亡，只有父亲樊忠义一人幸存。

樊忠义14岁就去从了军，从1940到1953，行伍十几载，征战南北。

身上弹伤无数，最危险的一次，弹片左脸颊进右脸颊出，险些丧命。

他生前常对儿子说：

“人活着，就是一口气，义气。”

樊建川幼时全家福

父辈的热血，流淌进了樊建川的身体里。

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

一是18岁时，樊建川也毅然去当了兵。

另一个，就是樊建川决心要用一生，去纪念那些像父辈一样的民族义士，收藏他们的时代记忆。

只要上街，樊建川活像个拾荒者。

看到堆在一起的旧垃圾，就上前扒拉看有没有抗战时期的物件。

别人眼里的破铜烂铁，在他看来可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哪怕当了官，这“怪癖”也丢不掉。

下了班，就骑自行车四处晃悠“收破烂”。

沾了尸水的遗书，他如获至宝地收藏。

从厕所里捡出来的报纸，上面还有污秽，他一点也不觉得脏。

那些年，樊建川的家几乎成了一个废品回收站。

小到抗战时的书信、影像、日记，大到钢盔、指挥刀、军用脸盆，凡与抗战有关，多少钱都要买下。

十里八乡，都知道宜宾出了个“破烂王”副市长。

太太气得骂他：“好端端的日子，你非要把它过黄了！”

如今，为了继续收藏，官也辞了。

樊建川一拍大腿：干脆，下海经商。

1994年，樊建川37岁，和朋友合伙开了家房地产公司，取名“建川实业”。

别人搞房产，都借政策东风，在地皮上捞一笔。

他却给自己定了“约法三章”：

该赚一块时赚8毛；

不打广告；

物业自己做，确保对业主负责。

有人又笑他：有钱不赚，玩什么良心。

结果，08年汶川大地震，别的开发商房子倒的倒，塌的塌。

唯有樊建川造的房，无一出事。

有住户感激地拉出横幅：

感谢樊建川，建出这么好的房子。

就凭着良心，建川实业迅速崛起成四川房地产开发公司前五。

樊建川也多次登上富豪榜，身家，20亿。

功成名就，樊建川始终没忘初心。

在后辈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时，总要有人，刻下他们的勋章。

2001年，卢沟桥博物馆办了一场抗战文物展览。

樊建川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着自己的藏品去“凑热闹”。

结果文物局专家一看，大吃一惊。

他的藏品中竟有14件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比卢沟桥博物馆还要多。

也正是这一行，让樊建川有了一个想法：

自己收藏得再多，也只是爱好。

何不建一座博物馆，让所有人看到以至铭记历史的真相？

樊建川的“野心”很大。

要做就要做第一，做最好，用500亩地，建出中国最壮观的博物馆群落，取名就叫建川博物馆。

可他遇到的阻碍也不小。

成都最繁华的地段，到处都有他的商品房、写字楼。

可哪里都不愿批给他500亩的地。

他跑遍北京、上海、重庆，走到哪，都被闭门送客。

有人直言：你不就是想拿500亩地，20亩建博物馆，480亩搞房地产吗？别坑我们。

直到2003年，樊建川叩响了大邑县政府的大门，终于等来了信任。

46岁的樊建川，像个孩子高兴得又哭又笑。

但公司的合作伙伴，没一个赞成的。

有人跟他跑去安仁镇一看，大骂：“这鬼地方黑灯瞎火的，干下去铁定赔。”

不少人在他耳边苦口婆心：毁掉一个人，就让他吸毒；毁掉一个企业，就让它搞博物馆。

樊建川却说：

“中国有几万个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有什么关系。

中国14亿人，12.5亿人都该过平淡正常的生活，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

一个人要成长，记忆一定要健全。

一个民族要成长，记忆也一定要健全。

我就想做这样一个敲钟人。”

为了筹钱，他卖大楼，卖商铺，卖加油站，连车库都卖了。

亿万富翁，一下子几近倾家荡产。

前路艰难，但他甘愿承担。

2004年底，准备工序妥当，博物馆即将施工。

樊建川又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年，就是抗战胜利60周年。60年一甲子，博物馆必须在8月15日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开馆。

可彼时，工期只剩9个月。

要建起5座博物馆，谈何容易。

为了赶进度，樊建川在每处工地都放上倒计时牌，和工头死缠烂打。

这边装电梯，装玻璃，那边封顶，布置展柜。

每天只睡两三小时，有时困了，在工地扯几块纸板倒头就睡。

大年三十，人人热闹过年，他还在吹着冷风赶工。

9个月后，5个博物馆如约开放。

开馆那天，樊建川上台讲话，天降大雨。

他拿起笔，在布满雨点的稿件上，写下4个大字：

苍天有眼。

虽然只是民间博物馆，可为了它，樊建川煞费苦心，不惜血本。

哪里有抗战旧物的消息，他就跑去哪里。

听闻天津塘沽，有人要炸掉抗战时期的碉堡。

樊建川急忙赶去，当即掏钱，愣是把50吨的碉堡辗转2000公里运回来。

有公司拍卖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113个驻华部队的名称番号。

不少买家争先恐后想高价买走。

樊建川害怕那宝贵的物料被有心之人转移，于是到处打听寻找卖主。

花了一个礼拜，终于找到卖主，又情真意切地道明来意。

最终，卖主撤拍，樊建川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买下。

十几年来，樊建川往返于中日两地，就为了收集购买证据。

不起眼的画报、头盔、作战地图……在他眼里，这都是无价之宝，诉说了那段血淋淋的历史。

仅购买、翻拍的照片，就超过30万张。

还特地跑去日本，在一家书店阁楼上，找到一张1945年8月15日刊登着投降诏书的《每日新闻》报。

樊建川憋着一股劲，要和靖国神社抗衡。

日本人跑到中国买抗战文物，雪藏历史，把战犯当作“烈士”，美化杀戮？

他就花重金再去日本买回来。

比如一张日军的军功奖状。

1939年，日本空军指挥官及川古志郎率兵轰炸成都，战后居然没被审判，反而被日本政府奖励。

樊建川花了几万块买下这张薄薄的纸。

就为了带回来，展出来。

“他没有得到国际审判，那就让所有中国人审判他。”

靖国神社歪曲史实，否认真相？

樊建川就搜寻来日军侵华时一名火化兵荻岛静夫的日记。

连篇的图片和文字，清晰记录着1937-1940年日军侵略实录。

“傍晚，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队长带领着我们拿着刀把数名俘虏兵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

他还一个人跑到日本，一口气买下市面上所有中国战俘的“遗照”。

那些，可能是士兵们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有个10岁的小战士，名叫季万方。

两只脚立正45度，标准的军人姿势。

那是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本艰难攻下一个村庄，最后发现对手竟是三个孩子。

樊建川把他们带回来，让忠魂在这里得到安放。

“虽然他们吃了败仗，我们也不能遗忘他们，我们怎敢遗忘他们？”

樊建川把博物馆越开越多。

在那占地500亩的土地上，开起了展现中共抗战的“中流砥柱馆”，

反映国军抗战的“正面战场馆”，

纪念对华援军的“飞虎奇兵馆”，

反映不屈精神的“不屈战俘馆”，

反映日军侵华的“侵华日军罪行馆”......

30多个馆，藏品，足有800余万件。

一件件，写满了中国人的苦难和顽强。

1937年8月28日，日本飞机轰炸上海。

母亲被炸死在铁轨上，浑身鲜血的小小孩子，放声痛哭，嘴里喊着妈妈。

南京大屠杀，是很多日本人一直否认的暴行。

可建川博物馆藏下的影像，是他们绝不能掩盖的真相。

更多的，是那些舍生取义的义士。

一位叫蔡良的新四军军官，写下家书：

战争一天天好转，我想请短期的假回家休养。

但小儿的决心，是与之前一样，日本鬼子不驱出中国，儿就不回家。

还有面旗帜，是四川一位名叫王者成的父亲当年送给参军儿子的礼物。

上面，一个大大的“死”字。

下面写道：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

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

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樊建川在一处广场，建了几十面“手印墙”。

每一个血红的手印，都来自一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

当年，就是这一双双血肉之躯的双手，挥刀扛枪，埋地雷，炸碉堡。

是他们抵挡住来势汹汹的日军，铸成抵御外侮的铁壁铜墙。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老兵正在离开人世。

为了让后世不忘，樊建川跑遍全国各地，到老兵家里记录他们的手印，用那些打仗的双手，留下最清晰的丰碑。

绝大多数手印，都是右手。

但也有一些，不得不收集了左手。

因为那些手的主人，已经把右手献给了战场。

还有位老人，樊建川找到他时，刚刚过世。

樊建川忍着眼泪，在太平间按下了老人已然僵硬的手印。

在“中国壮士群雕广场”上，立着219名抗日将士雕像。

张自忠、高志航、赵一曼......

不分立场，不论党派，只要曾经抗日，就是团结对外。

每一个，都由精铁铸就。

这是樊建川的特意为之。

一般雕像，都是铜像，但用铁铸造，是因为他们都是铁骨铮铮的中国人。

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的女儿，父亲牺牲时，她才刚刚两岁。

来到博物馆，她抱着父亲的塑像失声痛哭：“父亲，我来抱抱您。”

一寸山河一寸血。

这也许就是樊建川的初心：

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苦难。

更不能忘记她的捍卫者。

樊建川建造博物馆，不仅是为了让后辈牢记历史。

他更要让那群意图歪曲事实的日本人看看，什么才是不可磨灭的真实。

他也真的做到了。

有个叫盐谷保芳的日本老兵，曾在侵华战争中杀了10个中国人。

看到建川博物馆的报道后，专程前来七八次，把他当年的侵华罪证交给樊建川：

一把军刀、一只小号、一个钢盔、三件军服。

彼时的他，已经80多岁高龄。

但每一次，都要鞠躬一分钟，以示忏悔。

2008年，88岁的盐谷保芳最后一次来中国，找到樊建川，希望能为他塑一尊跪像。

在建川博物馆前，对中国人永久谢罪。

也有许多日本学生，慕名前来参观。

在一件件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们鸦雀无声。

临行前，一句“我们相信了事实”，就足以让樊建川欣慰至极。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很多都被日本的虚伪言行蒙蔽，我能让他们了解真相，就足够了。”

这些改变，因为建川博物馆的存在，才得以发生。

正如樊建川为博物馆写下的那句话：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一个国家的历史，应该被世世代代铭记。

但绝不能被另一个国家，随随便便轻易抹去。

樊建川的博物馆，足称得上伟大。

可倘若你在成都街头遇到他，也许会惊讶于他的“寒酸”。

要么，是在小饭馆吸着几块钱一碗的面。

要么，是在路边和干活的“棒棒”聊天。

前两年，有人在高铁站遇到他。

这个曾经的高官、亿万富翁，竟背着破旧的背包，穿着简单的衣服，坐在地上候车。

其实如今的樊建川，已有64岁，到了退休、拿养老金的年纪。

可他还在继续奔波。

他有个更大的梦想：开满100个博物馆。

关于抗战，关于红色年代，关于抗震救灾，关于民俗。

还早在50岁生日后，就写下遗嘱：

我去世后，博物馆将全部捐给国家。

“我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搜集来的，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

不过他对自己也有要求。

十几年经商积蓄早就花光，办博物馆的钱都是借的，年利息7000万。

他说要争取在死前，把这些债还完。

“不能说我交给国家，还让国家帮我还债，我得完完整整交上去。”

所以他出门，从不住星级酒店，哪里快捷酒店便宜就在哪里解决一晚。

穿几十块的衣服，抽十块钱的烟。

省下每一分钱，用在他的博物馆上。

为了民族记忆，樊建川鞠躬尽瘁。

哪怕死后，他仍愿奉献。

一次与诗人流沙河聊天，他说：

“我死后，躯体就交给军医大学。

零碎部件如角膜等，随便取，随便用。

骨骼做成标本，亭亭玉立，用于教学，告诉未来学生，这就是樊傻子。

皮剥下来，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

谁要敲一下，我就出现在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

但敲鼓人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这叫鼓舞。”

一个曾获得了所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男人，放弃了一切别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名利。

倾家荡产，就为了搞博物馆。

樊建川图什么？

也许，那座他为自己立的铁像，说明了一切。

正对着“中国壮士群雕广场”的雕像里，他还是年轻时的面庞。

身穿军装，背着枪，默默地，为那200多个抗日将士站岗。

“站在壮士广场我不够格，那就把我自己放广场外头吧，给这些前辈们站岗，一辈子守着他们。”

他燃烧一生，为了提醒中国，提醒世界：

我们不能忘，我们不会忘。

曾看过一部战争电影，一个士兵气息奄奄地询问同伴：

“你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以后会不会有人记得？”

而这个问题，因为樊建川，终于有了答案。

资料来源：

凤凰网：“馆奴”樊建川：靖国神社是我最大的对手

CCTV：中国故事樊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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